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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峥嵘岁月弘扬抗战精神

——武夷山与新四军的情怀

2022/05/10  浏览量:   作者:罗永胜 张金锭 方晓萍  来源:中国老区网

  武夷山(原崇安县)是福建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闽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革命中心。武夷山革命根据地先后隶属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与牺牲,被誉为22年“红旗不倒”的革命老区。

  正当举国上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满怀豪情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之际,我们迎来了新四军成立85周年和新四军赤石暴动80周年。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武夷儿女,以民族大义为重,一方面,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战场;另一方面,他们就地坚持斗争,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演绎出一幅幅悲壮的画面,奏响一曲曲感人的赞歌。
 

  武夷儿女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2月,面对中日矛盾不断上升的形势,中共闽赣省委在黄道书记的主持下,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要求各地红军游击队及革命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暴行以及企图占领福建省的阴谋,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3月,闽赣省委又组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不断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在闽赣省委的努力下,10月初,江西省国民党当局作出反应,派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为代表,与我方代表黄知真、邱子明以及稍后抵达的黄道、曾镜冰等在光泽县霞洋乡(今寨里镇)大洲村举行抗日合作谈判。经过7天的艰难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同月,曾昭铭、曾镜冰先后赴江西南昌,向项英、陈毅汇报大洲谈判情况。

  闽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项英的指示,在大洲谈判达成停战合作协议后,立即通知所属各部队下山集中整编。集中地点原拟在崇安(今武夷山)大安,但因大安至分水关一带国民党驻军迟迟不肯撤退,后改在崇安坑口长涧源集中。11月,活跃在闽浙赣边大山里的闽北红军游击队(已改称闽浙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独立团),一队队,一组组,陆续集中到江西铅山石塘镇,共集中了700多名红军骨干,黄道给每个战士分发了一枚“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纪念章”。部队还开展扩军运动,宣传抗日,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部队所到之处,在墙壁上、大树上留下了一幅幅醒目的抗日标语:“好青年快参加红军,打日本拯救中国!”“抗日救国光荣,妥协投降可耻!”,崇安青年胸怀报国之志,纷纷响应,踊跃报名,其中,闽赣省委成立地的崇安黄龙岩山下的岚头村,当年只有30几户人家,就有20多名热血青年自愿报名参军。岚谷街有30多位青年在上山砍柴,获悉闽赣省委要扩大抗日队伍,他们自动丢下柴刀集体报名参军。他们成为了叶挺军长领导的新四军的一员。新四军有位岚谷籍战士刘海元曾是叶挺军长身边的警卫员,在震惊中外皖南事变的东流山血战中突围回乡,享受老红军待遇。

  1938年1月,中共闽赣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命令闽浙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下设五、六两个团。支队司令员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2月9日,时任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的黄道受东南分局委托,在石塘镇一所小学里召集五团营以上干部,举行就职典礼,正式宣布新四军军部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队长,曾昭铭任副团队长(政委),杨元三任参谋长(未到任),刘文学任政治处主任。下辖三个营和一个机炮连,崇安红军游击队编在第三营,营长周汝春。25日,石塘街的河滩上人山人海,人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送新四军五团北上抗日。这支由闽北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武装,带着父老乡亲的嘱托,肩负民族的希望,脚踏祖国大地,告别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唱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浩浩荡荡地离开石塘,奔赴硝烟弥漫的皖南抗日前线。

  五团部队到达徽州岩寺后,接受军领导的检阅,叶挺军长赞扬道:“五团基本都是闽赣边过来的老红军战士,是很强的骨干力量,要好好学习锻炼,今后发展起来都是我军的优秀干部。”五团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在抗日前线英勇杀敌,血洒大江南北,取得红杨树战斗和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消灭日寇1000多人,打出国威、军威。当时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不得不哀鸣:“国民军乃是手下败将,惟共产党乃是日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1941年1月,背信弃义的国民党顽固派,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悍然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企图全歼渡江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从武夷山走出来的英雄五团,为了保卫军部、掩护兄弟部队撤退,在石井坑东流山与敌人浴血奋战。为了鼓舞士气,叶挺军长对五团指战员说:“你们五团是从武夷山走出来的一支老红军部队,在场的许多同志屡建战功,今天军部把坚守东流山的任务交给你们,东流山不能丢!”说着,叶挺军长指了指山凹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那里,跟你们同生死共存亡!”

  五团是叶挺军长高度信赖的部队,听了叶挺军长的慷慨陈词,全团官兵齐声高呼:“坚决听从军长的指挥!”“誓死保卫军部!”战斗中,他们子弹打光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刺刀戳弯了,就用牙齿咬,场面之壮烈,惊天地,泣鬼神。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前沿阵地上四处响起“为了抗日,为了保卫叶挺军长,冲啊”的喊杀声。这支由崇安红军55团红色基因组建的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参战人员,除少部分人从鲜血淋漓的尸体中爬出外,大部分官兵阵亡在东流山阵地。
 

  设立新四军留守处处理抗日事宜

  闽北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后,长期在闽北崇安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的黄道同志,被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任命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和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为了方便闽北崇安开展合法斗争,支援抗日前线,中共闽浙赣特委在崇安坑口长涧源建立了合法组织——新四军三支队崇安留守处。1938年2月20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布命令,委任军部参谋曾镜冰为留守处主任,第三支队副官汪林兴为副主任。2月27日,曾、汪联名致函国民党崇安县县长蒋伯雄,将叶挺军长委任令和2月25日留守处已在长涧源办公的情况传知县政府。从此,留守处以合法地位开展工作。

  留守处共有工作人员14名,内有方志敏爱人缪敏、黄道爱人陈清凤等领导人的亲属。另有自卫武装一个排40多人,以及军械修理所四五名干部。

  留守处的公开任务,一是密切与新四军办事处的联系;二是密切与新四军军部的联系,往军部运送枪支弹药,输送部队,接待军部同地方上来往的干部;三是与国民党交涉新四军北进以后留守地方的事宜;四是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五是继续收编失散在各地的游击队员。1938年8月2日和1939年1月16日,叶挺军长两次致函给崇安县县长蒋伯雄,要求当局负责照料安置在崇安长涧源的部分伤残人员和新四军干部家属,并指派曾镜冰、汪林兴等督护。遵照叶挺军长指示,留守处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文化,教授非常时期之时事、政策和任务,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同时,努力做好新四军官兵家属的慰问、安抚工作和前后方通讯联系等。既促进了后方抗日救亡运动,又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日杀敌勇气。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三支队崇安留守处停止活动。
 

  接应新四军越狱暴动人员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的上饶设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关押新四军排以上被捕干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关押江南被捕的爱国人士),在铅山永平设立“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士大队”(关押新四军被捕战士),因关押地点主要在上饶,史称“上饶集中营”。国民党在集中营里施展了政治欺骗和高压手段相结合的伎俩,一方面企图诱惑被囚的革命志士屈服变节,另一方面又以苦役饥饿、杖刑毒打,摧残折磨革命志士的身心。但是,广大革命志士并没有低头屈膝,他们在狱中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机智勇敢地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且用零星的越狱乃至集体暴动来对付敌人的法西斯暴行。1942年5月和6月,上饶集中营被囚的新四军指战员,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迫害,粉碎敌人制造的新四军被囚人员已经屈膝变节的谣言,冲出牢笼,重新奔赴抗日战场,先后举行了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彰显了新四军顽强战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铁军精神。

  由于武夷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方志敏同志创办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毛泽东同志创办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地下党组织力量强,群众觉悟高、基础好。因此,上饶集中营被囚人员就把武夷山作为越狱集结地和暴动地。在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之前,被关押在上饶和铅山集中营的新四军同志已有越狱的。当时,在崇安活动的中共福建省委和闽北特委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在上饶、铅山、石塘一带接应从集中营逃脱的革命同志,经过努力,先后接应了叶良运、王铁仔、王铁汉、王慰林等同志,并将他们都编到闽北自卫武装,以后多数都成为游击队的军事骨干。

  赤石暴动前,中共建松政特委书记陈贵芳根据中共福建省委指示,率领沈崇文、陈顺有、马细妹、马富等人到邵武转移电台埋藏地点,以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闽北的第二次围攻,在执行转移电台任务完成后,因与福建省委失去联系,转移到崇安,找到崇安县委。他们配合当地武装在崇安封禁山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正当这时,茅家岭暴动出来的同志在封禁山找到陈贵芳等人。陈贵芳急忙派人到江西的禹溪、船坑和崇安的岭阳关、焦岭关、寮竹关、车盆坑、大王凹等地设点布置群众接应暴动出来的同志。

  赤石暴动后,摆在六中队暴动人员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集体行动,直接穿过闽赣敌占区,回到苏皖抗日根据地。二是分散活动,各自设法回到皖南抗日前线。三是就近寻找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打游击,待条件成熟时,再设法返回新四军。经过一番讨论和权衡利弊之后,他们决定走第三条路,即先设法联系上当地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第六中队的同志与茅家岭暴动出来的同志在山上集中有40多人,他们为了安全和便于行动,分成4个小组。根据在上饶集中营的地下党同志所提供的线索,选择不同路线,分别到预定的地点寻找游击队和当地党组织。闽北崇安党组织和崇安老根据地人民热情接待了这些虎口脱险的子弟兵,他们从家中取出珍藏的大米、苞米煮成粥饭,送到同志们面前。当这些死里逃生的战士们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粥饭时,大颗大颗的泪水顺着脸颊滚了下来,滴入碗中连同粥饭一齐咽进了肚里。崇安老区人民的深厚情义,顿时化作一股股暖流,温暖了暴动同志的心。7月1日,39位赤石暴动出来和7位茅家岭暴动出来的同志集中到上饶禹溪外茶园香菇厂,陈贵芳主持召开了联欢会,以纪念党的生日和欢迎暴动出来的同志,大家欢聚一堂,畅谈暴动的胜利和找到组织的喜悦,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深切缅怀在两次暴动中牺牲的战友。会后商定,一面派人去找省委以取得直接领导,一面合并组成一支近60人的抗日游击队,以沈崇文为队长、于咏皋为党代表、李铁飞为副队长,陈平任临时支部书记,祝增华负责管理部队的生活,将体弱有病和行动不便的同志隐蔽在深山修养,其余的编成行动组,活动在闽赣边界山区。这支抗日队伍在闽赣边界攻村占镇,成功地袭击了里洋关国民党军械仓库,缴获8挺轻机枪、5支冲锋枪和80余支步枪。一时间,闽赣边的群众四处奔走相告:“我们家乡来了抗战的新四军。”

  暴动成功的同志们在闽赣交界边打游击,边恢复体力。数月后,他们分批离开武夷山,胜利返回苏皖抗日根据地。离开前夕,他们对福建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深情地说,赤石暴动出来时,人地生疏,处处有国民党追兵,各村有反动的保甲长,假如没有闽北地下党组织四处设点接应,就不会有今天了。赤石暴动的全面胜利,得益于武夷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有福建地下党组织和老区群众的热情接应。

  (罗永胜  张金锭  方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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